中國外交特使蒲安臣1868年的2月25日，這一天的上海還尚未入春，只見得一群大清官員正在碼頭準備坐船出海，領頭的還是一位“洋人”！這可不是什么旅游團，而是即將代表清政府外出訪問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使歐美的外交使團，那么為什么帶領訪問的人是一位美國人呢？他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資格帶領中國使團出訪呢？一、出使中國的外交官 / 出生于1820年的美國人蒲安臣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他心思縝密，對政治和外交事務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他在畢業之后毅然跨入政界，先后擔任律師、議員等多項職務，并對共和黨的創建有相當多的貢獻。1861年，正處于“不惑”之年的蒲安臣被新任總統林肯任命為第十三任駐華大使并于次年抵達北京。蒲安臣具有良好的學識修養和政治判斷能力，他清楚的明白此時的美國在剛剛結束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已經獲得了許多好處，加之此時的美國正處于南北內戰時期，不宜與中國再繼續交惡。于是蒲安臣在繼任美國駐華大使之后選擇了與清政府以相對溫和的態度進行來往，積極執行美國政府“與華合作”的政策，具體來說就是“鼓勵中國政府對維護秩序的努力，在條約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領租界，以及不用任何方式干預中國政府對本國人民的管轄，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努力在中國開展公正的外交活動，以此取代武力外交”。而這也使得蒲安臣在擔任駐華大使期間受到清政府官員的較為友好的款待。時任美國總統林肯1863年中法之間在傳教問題上發生沖突，由于在國際交往中多次吃虧，清政府一直希望能夠有一部被翻譯成中文的國際法以供參考。時任總理事務衙門大臣文祥求助于蒲安臣，后者在了解清政府的用意之后向文祥介紹了西方經典國際法著作《國際法原理》，蒲安臣還將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及其對《國際法原理》翻譯之后的《萬國公法》推薦給清政府。清政府從此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鴉片戰爭以來因對國際法一無所知而多次吃虧的狀況，1864年清政府便在一次外交事件中第一次利用《萬國公法》并取得勝利。就這樣，蒲安臣在其任職的六年內與清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外交關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清政府的“近代化”。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二、第一個外交使團 1867年11月，蒲安臣即將結束其在中國長達六年的駐華大使任職，在離職之前，為了表示對蒲安臣推動中美兩國關系進步的答謝，清政府官員設宴招待蒲安臣。而就在宴會上，中國方面提出了由蒲安臣擔任即將出訪歐美的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的團長。為什么清政府會提出這種要求呢？這還得簡單說明一下當時的清政府外交情況。中國自明清以來奉行的外交體系基本都是以中國為中心而將其他國家視為蠻夷小國，但在1840-1860這二十年內的兩次鴉片戰爭對清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也逐漸的讓清政府認識到近代外交的重要性。1866年英國總稅務司赫德回英休假并隨身帶去了幾名中國官員參觀英國，這是中國官員第一次出國觀光，但這僅僅是私人性質的出國。對中國近代史影響巨大的中國總稅務司赫德1867年隨著《北京條約》等面臨修約的問題，清政府開始認真思考派遣正式外交訪問團的問題。而派誰擔任使團代表成為清政府頭大的首要問題。但此時的清政府高層官員無人有過留洋經歷，對于出訪一事幾乎沒有任何認知，加之受傳統觀點影響而對出國一事心存恐懼。所以經過慎重思考之后，即將卸任歸國的駐華大使蒲安臣成為出訪西方的首要選擇，就這樣，帶著大清國“欽派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頭銜的蒲安臣帶著數位中國官員開始其出訪之旅。三、客死他鄉的中國特使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帶著孫家谷和志剛兩位副使及其他官員，一共十三人從上海出發，他們先后訪問了美國、法國、瑞典、丹麥、普魯士、俄國等諸多西方國家。使團出訪的第一個國家是美國，蒲安臣率領使團抵達美國時受到了美國民眾和官員的熱烈歡迎，他們十分好奇的想要看一下來自大洋彼岸的中國人是什么樣子。蒲安臣與孫家谷、志剛蒲安臣率領使團與美國官員進行交談并在國會上發表主題演講，盡管清政府并沒有授權蒲安臣可以與所出使的國家簽訂條約，但蒲安臣還是私自與時任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又稱《蒲安臣條約》）。在條約中首先明確中國享有對本國領土的獨立自主權，并規定中美雙方應當在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應當保護美國在華傳教士的利益，并規定中美雙方可以互相派遣留學生，雙方國民可以自由到對方國家生活定居等等。條約的簽訂自然是傾向于美國的國家利益，因為以當時的中國國情來說，很少有美國國民和學生會千里迢迢的跑到中國去定居和學習。盡管蒲安臣簽訂此條約沒有和清政府商量同時也傾向于美國一方，但客觀來說，《蒲安臣條約》相對于之前的屈辱條約來說，是一份相對公平和平等的近代國際條約，它為中國人在美國生活提供了法律保障，并且也為數年后中國第一批留美幼童留學美國的事件提供了條約保障。《蒲安臣條約》的部分內容1869年2月，蒲安臣使團在出訪美國、英國、法國等國之后來到俄國，蒲安臣早在擔任駐華大使時期身體便出現了問題，又歷盡千辛萬苦出訪各國，車馬勞頓，早已心力交瘁的他病逝于俄國，僅50歲。在他去世之后，為了表彰他的功績，清政府追贈其為一品大臣并賞賜撫恤金一萬兩白銀。《蒲安臣條約》簽訂后的第一批大清留美幼童文史君說： 作為中國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特使的蒲安臣在出訪各國時可以算得上是盡心盡力，盡管他作為一個美國人在簽訂條約時還是傾向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中國近代外交的發展步履維艱，觀念的閉塞與對外界的恐懼使得清政府竟無人可派，而這也說明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是緩慢而又困難的，唯有勇敢的對外開放，主動的走出去，才能掌握發展先機。1876年郭嵩燾擔任第一任中國駐外國大使參考文獻：1. / 理釗：《同治中興時期的三個外國人》，《民主與科學》2017年第06期。2. / 朱時宇：《近代中國外交的艱難起步——以蒲安臣使團為中心的再思考》，《西安航空學院學報》，2018年02期。
